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鸩 毒

时间:2017-10-18 09:56:02    来源:爆侃网文综合整理    编辑:爆侃网文 字号:TT

  出于象形文字的误会,很多人往往把鸩鸟与鸠鸟混为一谈。后者是鸠鸽科的鸟的泛称。

  古时说有五种鸠:祝鸠、鸤鸠、爽鸠、雎鸠、鹘鸠。从分类上看,祝鸠和鹘鸠是鸠类,鸤鸠是攀禽类的布谷,爽鸠是鹰类,雎鸠是鹗类。这个混杂的种属很容易孕生一些险恶的词汇,例如:鸠鸩(喻指专门诬陷好人的人)、鸠夺鹊巢(鸠性拙,不善筑巢)等等,在这样的不良暗示下,把两者混为一属,似乎又情有可原。

  由于屈原作品里出现了鸩鸟,有人认为《离骚》中“吾令鸩为媒兮,鸩告余以不好;雄鸩之鸣逝兮,余犹恶其佻巧”是说屈原看见有女戎国的美女,便托鸩鸟为媒,鸩鸟不肯并且远离了他。接着他又想托雄鸩为媒,但却“心犹豫狐疑”。其实这个解释有些一相情愿。鸩鸟并不能成为媒鸟,李商隐诗“青雀如何鸩鸟媒”显然是继承了屈原的用意,不过想想也对,连鸩鸟也可以托之为媒,就可以推测相思之毒已是深入骨髓了。有学者研究考证,“余令鸩为媒兮”除了表达屈原的思想外,还反映了古代捕鸟的一种方法,即以鸟引鸟捕之。《六臣注文选》晋。潘安仁《射雉赋》注云:“媒者,少养雉子,长而狎人,能招引野雉。”至今在长江三峡地区,仍有人沿用养活鸟以为媒招引野鸟来捕之的古老捕鸟方法。

  可以肯定地说,古时确有鸩鸟存在,它的身世和功用我倾向与这样一种判断:此鸟主要是来自于险恶宫阙的渊薮,并推进阴谋理论的执行。它飞行的身影总是晃动在宫廷的天幕上,它是既行使着“天罚权力”的地下判官,又是被黑暗权力宠幸的鸟儿。因而,它出没于平民的注意力之外是毫不奇怪的。鸩鸟肯定不是生活在神话的古风中,它偶尔也从文化的腐质物里发出古怪、凄厉的鸣叫。由于它出没于人口稠密、风化奢靡的江南一带,当地人也称它为同力鸟,雄鸟叫运日,雌鸟叫阴谐,双飞双宿,俨然是连环杀手。作为顶级的剧毒鸟,黑身赤目,羽毛紫绿色,它的身躯像一块黑炭在空中飞舞,尖而长的嘴喙犹如火蜈蚣一般在空气里燃烧,连留下的气息也令人窒息。

  如果近距离观察,鸩鸟前半身像鹰后半身像孔雀,足有三趾,走路或者嘴喙都会发出“邦邦”的执拗声音,声音阴骘而幽深,如年迈的守夜人敲着羊皮鼓,它震落的露水偶尔滴落在皮面上,让声音蒙羞。这种鸟深居简出,如若外出必有怪事发生。雌鸩阴谐一叫,肯定是几天的连绵淫雨;而运日长鸣的话,往往是连续的大旱,均预示了死亡帷幕的开启。鸩鸟并不是饕餮之徒,所以它也不会随意攻击蛇类。它捕食的时候有一种巨大的威仪,类似于“虎行似病,鹰立如睡”的姿势,好像是不期然地从毒蛇的巢穴前经过,它以一种神秘的舞蹈步伐来显示自己的君临。这种步伐叫“禹步”,富有弹性,充满忧郁和感应,好像是按照冥念中的指示在亦步亦趋。

  人们极其忌讳见到这种罕见的鸟步,《尔雅翼》卷十六记载说:“……昔有人入山、见其步法,归向其妻索之,妇正织而机翻”。可见此鸟毒恶之甚。鸩鸟宛如硫酸的祖先,所到之处,树木枯死,石头崩裂,毒蛇立即瘫软,鸩鸟这才上前从容进食。

  鸩鸟在水中洗浴,其水即有毒,人若误饮,将中毒而死。自有此传说后,人们因惧怕中毒而不敢轻易饮用山林之水。《朝野佥载》也记载说,“冶葛食之立死。有冶葛处,即有白藤花,能解冶葛毒。鸩鸟食水之处,即有犀牛,犀牛不濯角其水,物食之必死。为鸩食蛇之故。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,野葛吃了就得死。生长野葛的地方,就长有白藤花,它能解野葛的毒。鸩鸟饮水的地方,就有犀牛,犀牛不洗角的地方,生物喝了这水一定得死。因为鸩鸟吃蛇的缘故。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基本沿袭了这个说法,强调了一物克一物的仁义思想。但总体上说,鸩鸟是克不住的。因为它俨然已经成为权力和复仇的使者。它必须持续飞舞在激烈的欲望风浪里,使命一当传达,就不可能停止,逢人杀人,逢鬼杀鬼。

  鸩鸟最可怕的地方自然是它的羽毛。鸩酒,也叫酖酒,早在《左传》中就已提到。用鸩鸟的羽毛划过酒,酒即含有剧毒,就是鸩酒,饮之令人立即毙命。鸩毒毫无颜色和异味,毒性却能够尽数溶解于酒。当然这只是个被夸大了的传说,事实上有许多毒酒并不是仅仅用鸩的羽毛划过的,而是在酒中同时掺入了某种毒物(例如乌头、毒箭木、毒芹汁等等),不过人们习惯上也都叫它鸩酒。

  但是鸩酒不是可以随意配置的,这需要技术精湛的医士出面,从而分化为一个阴鸷的职业,叫“鸩者”。这些制造毒药的天才在犀牛角、兽皮的保护下,也是颤颤巍巍地接近尤物,稍有不慎,即会引火烧身。古籍上有很多关于以鸩酒赐死和饮鸩酒自杀的记载,“惧鸩忍渴”、“饮鸩止渴”就源于此。在酒中渗入某些有毒的物质制成的毒酒,历来被人们作为杀人的利器。

  古代的一些史籍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,都有这方面的记载。《南唐书。申渐高传》中说:南唐皇帝李昇顾虑大臣周本威望太高,难以控制,想诛杀之。有一次,李昇倒了一杯“鸩酒”赐给周本。周本察觉了皇上的意图,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:奉给皇上,以表明君臣一心。李昇当即色变,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,为帝王演戏奏乐的优人申渐高见此情景,一边跳舞一边走了上来,接过周本的酒说: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。说毕,一饮而尽,将杯揣在怀中走了。李昇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,未等药到,申渐高已经“脑裂”而死。原文虽未说明脑裂的详情,但听起来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了。

  黑鸩为鸩鸟中最为稀少的一种,其毒性强而难发,这种引而不发的性质就像它所具备的深厚功力,待当事人的想象力和恐惧感挥发得差不多了的时候,一发则动全身,发则无药可救,无怪此物一旦侵人头皮之后,非数月甚至一年之久毒性才始行发作。

  普通鸩毒人一旦饮下就行将发炸,其性急而有治,且易辨别,黑鸩毒性缓而难察,直至慢慢地将人血化尽,其毒一旦侵入头皮,即可寄生在发根之内,使这黑丝维持原毒不绝,而且使当事人觉查不出。

  由于鸩毒的残酷性实在太过彰显,仁者一直反对使用这种奇毒。战国时,楚国的使者驸马共前往巴国,途中见到一人挑着一担下了鸩毒的酒正欲谋财害命。驸马共请求买下毒酒,但所带的钱不够,驸马最后把自己的马车也一并给了对方。东西到手,他立即把鸩酒倒入江里。这个故事,被作为宣传仁慈的例子广为流传。在晋代,朝廷曾下令严禁鸩毒,并不准鸩鸟过江。当时石崇任南中郎将、荆州刺史时,曾经捕获了一只鸩鸟雏,交给后军将军王恺养护,司隶校尉傅诋立即向朝廷告发了此事,朝廷下诏宽宥了石崇,但命令立即把鸩鸟当众烧死。东晋升平二年(358年),王饶竟然向朝廷进献鸩鸟,晋穆帝司马聃大怒,下令把王饶鞭打二百,并把那只鸩鸟当中烧死在京城的十字路口。一方面,在这些仁义皇帝的围攻之下,鸩鸟自然是越杀越少;另一方面,心如蛇蝎的统治者一直大力弘扬毒文化,鸩鸟面临绝境,直至湮没在飞禽的最高空。

  宋代之后,鸩毒的使用并没有被抛弃,直到明清两代仍然有人使用,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鸩杀之功。在这以后,鸩鸟就像镶嵌了金边的乌云,被暴力彻底地从历史的天空抹去了。现在,我们只能使用过往文字来复圆它凌厉的形象,推测矗立在宫阙楠木梁柱上那一串“梆梆”的怪响。其实,中国是构思杀人方式最多的国家,一块砖头就可以置人死命,好像并不需要曲径通幽的鸩毒来实现宗旨。也就是说,鸩鸟之毒,多半是被权力妖魔化了的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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