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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大新:谷俊山案促使我写小说

时间:2015-04-27 09:24:00    来源:爆侃网文综合整理    编辑:爆侃网文 字号:T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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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或许占尽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我们才得以见到周大新的新书《曲终人在》。

  首先是“地利”,周大新作为军旅作家,近距离观看政坛“风景”,有意储备了写作资源;而后是“天时”,外部气候环境适宜,是时候写作贪腐题材,谷俊山一案使他不吐不快,迫切地要表达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;最终是“人和”,周大新敢于发表此书,因为他退休了。

  这一次,周大新书写了一位省长的官场生活,但他不愿意将作品归类于“官场小说”,而是称之为“人生小说”,一个官员引发的人生思考,许多问题发生在官场之外,涉及我们每一个人,周大新向所有人提问:“假如有一天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了你,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官员?”

  小说用“拟纪实文学”的方式展开,虽是一部虚构小说,但因为周大新设计的特殊形式,让这部小说显得像新闻报道一样真实可信,周大新说:“读者心里会排斥虚构的样式,觉得你编的还不如真实的精彩。”在腾讯文化记者专访的过程中,每次讲到书中的主人公“欧阳万彤”,周大新都自然而然地称他为“万彤”,像在闲谈一位熟识的老朋友,虽然记者早已知道万彤并非真实存在,但因为这一声熟稔的称呼,仍然不由自主地代入了真实感。

  以下为腾讯文化访谈实录:

  怎样的官员可谓“完美”?

  腾讯文化:你曾在文章《为了人类的日臻完美》中写到,“作家该用自己的笔对人类的完美状态做出自己的描述,指出什么是完美的人,什么是完美的人类社会,什么是完美的人类生存状态,从而去吸引人们向那个完美的境界迈进。”每个人对完美的理解不尽相同,你提到《曲终人在》的主人公欧阳万彤是一个好官,许多人立刻联想到高大全的人民公仆形象。但事实上书中的欧阳万彤在从政道路中也用过一些手腕,他是有缺陷和瑕疵的,你如何理解完美,如何定义一个好官、一个好人?

  周大新:世界上没有真正完美的人,只是相对完美。严格来说世界上也没有典型的坏人,因为人性是很复杂的,甚至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兽性存在,只是在接受教育、文明熏陶以后,让自己身上的阴霾慢慢消去一些,然后增加美好的部分。欧阳万彤出生于乡村,他想进入官场,完全按照我们理想中的“正确”方式是不可能的,他采取了不好的,甚至不道德的做法,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,但可以理解并不等于可以宽恕。所以,我认为一个好官员的标准应该是:当官员发展到一定时期,比如说职务达到省部军以上级别,就一定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发展为重。官员固然要顾及自己家庭的利益,在正常范围内都是允许的,但是不能把为官的重心放在为个人或家庭谋利益,应该是为国家为民族谋利益,因为这部分官员身负的责任太重大了,全国十几亿人的利益仅仅由几千个人在管理着,如果这些人不慎重,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怎么办?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民族陷入战乱,很多国家政府破产,在于他们的高层官员没有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主。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完全由高官决定,但是高官的作为确实会对其产生严重的影响,我国现在揭露这么多党政军高官的贪腐问题,我这本书其实是写这种忧虑。

  谷俊山贪腐案激发创作使命

  腾讯文化:由于工作关系,你得以近距离观察官场,有利于创作,将官员生活写得很真实。但“近距离”却不利于发表,难免有人对号入座,创作时是否有这方面的顾虑?发表后是否有困扰?

  周大新:也有这种顾虑,但是我把他文学化、艺术化了,与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有距离,他们不会对号入座,也没有人愿意对号入座。这的确是一个问题,为什么我没有在退休之前发表这部作品,也是这个原因,这的确属于敏感题材,弄不好就会惹麻烦。

  写这种作品是有压力的,但是我有这一部分生活经历,若不把它写出来,也是令人遗憾的事情。作家的写作资源是有限的,不是用不完的,我有很多对社会的忧虑,想把它表达出来。

  腾讯文化:你唯一公开的一个人物原形是谷俊山。

  周大新:书中的魏昌山是以谷俊山为模特写的,但是和真实的谷俊山已经不一样了,也是一个文学人物,谷俊山看了也不会认为就是在写他,人物的前半段人生,特别是追求高级将领的女儿并结婚这部分是虚构的。而修建私宅,藏现金,藏一千多箱茅台酒,是谷俊山的事。

  腾讯文化:谷俊山与你同在总后勤部工作,我们可以想象,近距离的人物和事件震撼尤为强烈,也驱使你写这部小说。谷俊山贪腐案事发前后,周围人对他的认知及态度是什么样的?以及激发你创作的心理过程是怎样的?

  周大新:原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比较张扬、高调,听说他出手大方,一般人他不接触,他其实也不认识我。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,我们判断他可能贪了一些钱,因为他的正规收入是很少的,但出手却那么大方。但最后我们得到通报才知道他有这么多东西,他在河南盖了一个将军府,那里存了很多现金,让人意外。一般人会将贪污的钱存起来,或者转移到国外,他却把钱埋到地下,这是过去老地主的做法,这个人特别奇怪。关于酒的事让我太吃惊了,常人有个十箱八箱都可以理解,而他在家里藏1500多箱茅台酒,一些是15年陈酿,一些是30年陈酿,过去30年陈酿要好几万一瓶,这些酒所需资金巨大,说明这个人特别疯狂,他心里已经没有任何规矩了,好像这个军队就是他的,随心所欲,没有任何顾忌。国家军队交给这样的人管理太让人忧虑了,能不能打仗、能不能打胜仗成为大家都非常担忧的问题。

  善良的作家如何书写恶?

  腾讯文化:梁鸿写过一篇评论文章《周大新小说论》,其中这样评论你,“周大新非常善良,并且文如其人,这种善良的性格影响到他的写作心态。可明显感觉到描写‘恶’的时候心中的某种害怕,这是作者在面对人类‘恶’的时候承受力的局限性和认识不够。正是由于过于善良,他对恶非常地厌恶和惊叹,他不理解人类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丑陋的事情,这种潜在的情绪使他无法深入思考下去,思维就此停住,作者在这种时候经常打一个巧妙的擦边球,轻轻地滑过去。”这篇评论你看到过吗,是否认同?

  周大新:她给我看过这篇文章,说得有一点道理,我写作时不愿意触及特别恶的东西,自己心理上承受不了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,有的作家可以把杀人的过程写得非常仔细,或者电影里拍摄希特勒观看吊死犹太人的残忍过程,这些我都没法写,心理上接受不了,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,这也是我和其他作家的区别或差距。

  腾讯文化:书写官员的生活不可回避地要触及人性的恶,你是怎么写的?

  周大新:《曲终人在》里面也涉及了一些恶,比如:找医生做假证说他是老年痴呆,PS人家的照片,美色贿赂,等等。官场里面的黑暗面还有很多。

  而美国《纸牌屋》中的情节,安德伍德认为曾经的情人会对他构成威胁,便把情人推下地铁站杀死,这种东西我可能写不出来,我觉得太过分了,我写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处理,我自己很难接受类似这样的黑暗。

  腾讯文化:作家面对恶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?

  周大新:作家应该勇敢地把恶揭露出来,但一定不能把恶原样呈现让别人学习,也不该对读者的心理造成极强的不适感,应该顾及读者,我们这些书是有很多年轻人要看的,包括一些高中生。我觉得涉及最丑恶东西时还是应该有所遮掩,这个遮掩不是对犯罪分子的掩饰,而是对读者的关照,特别是年轻的读者,不给他们的心灵留下特别深刻的恶性刺激,尤其不能让他们去学习。

  腾讯文化:您曾经提到过您的这种爱是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。

  周大新:对,我最早接触的托尔斯泰作品是《复活》,聂赫留朵夫在亲戚家里见到美丽的少女玛丝洛娃,两人相爱,女孩是真情,男的是假意。然后很快聂赫留朵夫就把女孩忘记了,导致了女孩的命运十分悲惨,而后陷入官司。聂赫留朵夫刚好是陪审员,当他坐在陪审席上,受到良心的谴责,良心复活,开始关注玛丝洛娃的命运,求她的宽恕。这中间呈现出的消失的爱又回到人们内心的过程给我很大的冲击,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存在这种互相负责任、互相依赖的关系。后来我就去找托尔斯泰其他的书,包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,发现他的作品一直在赞美人们之间的真挚的爱,他用各种办法劝导人们不要忘记爱,爱才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,你一旦丢失了它会受到良心的谴责,会非常后悔,且再无法获得。我读这些作品时非常年轻,这些作品对我形成了很强烈的影响。这些作品能跨越民族、跨越国界,征服一个中国读者的心,就是因为作品里面弥漫着一种深沉的爱。在此之后,我无论写什么人物,写什么题材,用什么方法写,都希望最终向人们传达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爱,劝导人们不为一己私利给别人造成苦难,这慢慢成为我创作的思路。

  拟纪实小说:虚构如何趋于真实

  腾讯文化:你用新闻素材的形式完成这篇小说,我想到了美国新新闻主义代表作杜鲁门·卡波特的《冷血》,原本是真实的新闻事件,作者采访了数十个人,然后梳理,加入景物、外貌、心理描写,写成“纪实小说”。而你的《曲终人在》则相反,先是虚构了欧阳万彤这个形象及事迹,然而分解成“新闻素材”,变成“拟纪实小说”。这个创意来源是什么?创作的难度主要在哪里?

  周大新:一部作品对我来说,首先是要写什么题材,当我确定写官场以后,接下来怎么写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。用什么样的结构和样式来讲述这个故事,这非常难,不能重复别人,也不能重复自己,那就不是创新。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过程,也是不断琢磨的过程。这个题材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写,像过去那种传统叙事。也可以用作家和省长对话的方式来写。但是这些方式都不理想,没有新意,首先我自己这一关过不去。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新闻在曝光官场生态,你的小说一定要写得非常真实读者才能相信,读者心里会排斥虚构的样式,觉得你编的不如真实的好。选来选去,最后确定了现在的这种写法,从新闻的角度引出故事。新闻为什么能够引人注意,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新闻是真的,我用这种采访式的写法,才可以造成新闻的真实效果。

  腾讯文化:新新闻主义出现在美国有其必然性,美国极少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“纯文学”作家,早自马克·吐温、欧·亨利、德莱塞以及海明威、菲茨杰拉德的时代起,大多数美国作家即由报纸记者起家,在生活现场第一线摸爬滚打。所以,尽管“非虚构小说”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才提出,美国作家的新闻意识却源远流长。读者也习惯。然而在中国,余华写《第七天》被嘲笑为新闻串烧,对此您怎么看?

  周大新:《第七天》我没有来得及看,无法评论,余华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,我想他肯定有自己的用意。作家可以从新闻中吸取很多东西,托尔斯泰所写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最初也是一个新闻事件。我从新闻中得到启示,觉得这样的方式写起来更真切,读者看了更相信。我写一个省长,由我直接讲述省长一天的生活,读者很难相信,会质疑:“你当过省长还是副省长?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生活的?”那么通过省长身边的人来讲述就比较好写了,省长的妻子总会知道吧,司机总会知道吧,秘书总会知道吧,由这些人物来说就真实多了。

  “启蒙”是作家的责任

  腾讯文化:您之前的现实主义小说《湖光山色》,孟繁华评论说本质上是浪漫主义,因为暖暖这个人物身上有许多超越乡土现实的理想主义成分。这种说法我们同样可以套用到《曲终人在》欧阳万彤身上,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好官,浪漫主义大于现实主义。针对这两部作品,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?

  周大新:我的确把对官员的所有理想都加到欧阳万彤身上了,现实生活中的官员可能某一方面做得很好,而另一方面做得不好。欧阳万彤是我心目中不错的官员,起码是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官员。我塑造这个人物,是想给某些官员塑造一个模特或者是示范,他们总认为在官场没法做一个好人。

  作家写人物总是要赋予自己的理想,当然写一个不被理想化的人物,也是有认识价值的,但这和我的写作理念有一定距离。我总是希望人们读了我的作品能获得精神上的启发,当然我们不能以同等人的身份,我只是一个写作者,我把自己的思考放入人物之中,至于你是怎么感觉的、你愿不愿意认同那是你的事。就我自己来说,我希望把理想的、美好的东西放到作品里。

  现在有人反对“启蒙”的说法,可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其实有这一部分责任,就是让那些平时不愿意思考,或者少有时间思考的人读了你的作品受到一些启蒙。当然,有些人说,作家为什么就比别人高明,有资格去启蒙别人?我是这个职业,我必须去思考。

  腾讯文化:有读者将《曲终人在》和一些官场小说作类比,以及《纸牌屋》的政治游戏,《甄嬛传》的后宫权术,您怎么看?

  周大新: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将《曲终人在》和那些作品放在一起,我非常难受。那些作品也很好,但和我写的完全不是一回事,我不是在写官场小说,而是在写人生,写一种非常忧虑的情绪。

  我写一个官员的生活,就像我过去写的是一个做香油的人、做银首饰的人的生活一样,是书写人生,而不是写官场黑幕,教人如何在官场立足。我有一种雄心在作品中,要用真实社会的多个方面,把我忧虑的社会问题和现象都展示出来,但那不全是官场的问题,很多问题在官场之外,有涉及我自己的,涉及我们身边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
  我更希望将它叫做“人生小说”,看看这一个省长的人生,审视人性的缺陷,也展示人生美好的部分。这部小说,因为主人公是一个官员,肯定要涉及官场的生活,但书写官场不是我的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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